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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顾虑不敢吃?专家:转基因能让中国人吃饱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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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4 11:2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spid 于 2022-8-4 11:23 编辑

新闻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于2022-08-03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有过一个“预言”,他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新中国成立73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艾奇逊的预言落空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49年粮食产量仅有2263.7亿斤,到1978年提高到6095.3亿斤,再到202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7万亿斤。如无意外,预计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38万亿斤。我国成功地解决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同时加大粮食进口,解决多元化需求。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突破1.6亿吨。

但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乌克兰、俄罗斯、匈牙利、阿根廷、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纷纷宣布对部分粮油或农资实行不同限度的出口管制,使得小麦、玉米、大麦、食用油和化肥的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

世界银行发出警告,俄乌冲突今年恐再致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5000万人遭受严重饥饿。预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全球农产品价格指数相比去年1月上涨了34%。在所有农产品中,玉米和小麦价格分别上涨了47%和42%。

2022年,站在粮食“十八连丰”的新起点,中国已经在口粮安全、结构安全、防线安全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不仅要确保中国人吃得饱、吃得好,还要好得可持续,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

7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夏粮数据,让人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739万吨(2948亿斤),比2021年增加143.4万吨(28.7亿斤),增长1.0%。其中小麦产量13576万吨(2715亿斤),比2021年增加128.6万吨(25.7亿斤),增长1.0%。

中囯夏粮丰收已胜券在握。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小麦增产丰收实属不易,是在遭遇罕见秋汛后的抗灾夺丰收,更是历史高点上的再增产。

春争日,夏争时。“三夏”生产除了夏收,还有夏种和夏管。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过三成,双季晚稻已经开始栽插,预计8月上旬结束,夏玉米、夏大豆播种已经落地。

“总的来看,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总体正常,丰收有了好的基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在7月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经济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有底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我国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历史性成就

今年以来,“粮食安全”成为政策高频词。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

2022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放在首位。

今年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举措助力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实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谁来养活中国’到‘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的历史性变革,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宋洪远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宋洪远将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归纳为:人口大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稳产保供为主线,统筹对外开放与安全,为全球粮食安全作贡献。

“中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又是粮食消费大国。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不仅有力地保障了自身的粮食安全,也为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宋洪远表示。

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军

相比以往,今年的“三夏”极为特殊,因此更显重要。

去年秋季,河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遭受暴雨。罕见的秋汛,使得2800多万亩的冬小麦没有按时播种下去,推迟时间之长、晚播面积比例之大,多年不遇。

宋金召是河南省西平县宋集镇宋集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家中共5口人,种了15亩地。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他家的小麦亩产竟然达到1350斤,总共收了两万多斤粮食。

“去年河南其他地方遭受暴雨,我们这里受秋汛影响不大,但是我的麦子还是晚播了一个星期。晚播不是因为天气,主要是晚播的麦子不容易生病虫害,所以我每年都有意晚播一个星期左右。”宋金召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不仅产量高,让宋金召高兴的是,小麦的价格也不低。他种的全部是强筋麦,每斤卖到了1.55元。

“今年收成非常不错,在收割现场就卖掉了1万多斤,剩下的一部分留作种子用,还有一部分留着自己吃。”宋金召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西平县宋集镇宋集村党支部书记刘香莲给当地农民算了一笔账:刨去种子、药肥、耕种收、用工等成本,再加上国家专门给的补贴,今年农民一亩地纯收入约1100元。这也是种地多年以来效益最好的一年。

“今年小麦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由原来的平均亩产900~1000斤,提高到现在的1200~1300斤,个别农户亩产达到1600斤左右。小麦价格也从去年的每斤1.2元上升到了1.6元左右。产量高、价格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高。”刘香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保夏收就是保14亿多人口的饭碗,保夏粮就是保粮食安全。

国家统计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达到2947.8亿斤,比上年增产28.7亿斤。

中央明确今年粮食产量的预期目标是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这是不容有失的底线,也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而夏粮小麦增产丰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只有农民多种粮,中国人的饭碗里才能多装中国粮。今年党中央出台了一揽子真金白银的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就是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让农民有钱挣,日子越过越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屈指算来,中国粮食已创造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十八连丰”。

2007—2009年,粮食产量是1万亿斤以上,2010—2011年是1.1万亿斤以上,2012—2014年是1.2万亿以上,2015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保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供应。

若无意外,“十九连丰”或将在今年实现。

宋洪远作为我国著名的“三农”领域权威专家,曾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调研与起草。在他看来,中国粮食连年稳产增收,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作为1959年生人,小时候经历的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受,从未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即便是在当下的丰收之年,在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宋洪远仍显得忧心忡忡,他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大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未来仍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

“国内的挑战包括需求总量不断增加,品质要求不断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国外的挑战,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粮食主产国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不足问题,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受损、极端气候变化影响、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宋洪远说。
山东省邹平市80多万亩小麦灌浆饱满,麦浪翻滚,香飘田野,农民田间查看,加强管理,迎接夏粮丰收。

中国粮食总体对外依存度已近20%?

宋洪远的担忧不无道理。

稻谷、小麦是我国两大口粮作物,全国四成人口以小麦为主粮,六成人口以稻米为主食,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需平衡有余。

但是在全球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够不够吃,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粮食中稻谷和小麦合计年产量约6800亿斤,主要用于口粮消费,稻谷和小麦年人均占有量合计为490斤。“把稻谷折算成大米,把小麦折算成面粉,我计算了一下,每年生产的粮食平均到每人每天,可以消费1斤多的粮食。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当今社会平均让一个人每天吃1斤多的粮食,这无论如何是吃不掉的。”

官方也透露了我国口粮绝对安全的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6月27日表示,中国粮食产能稳定提升,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其中,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3657亿斤(相当于6828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口粮安全意味着能吃饱,但是要吃好,还需要进口来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多元化需求。

2021年,在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粮食的进口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进口粮食16453.9万吨,同比增长18.1%,相当于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4%。

“中国已经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但是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大豆等进口规模较大,近年来每年进口大豆数量都超过国内消费量的80%,对外依存度很高,玉米等饲用谷物进口增长较快。近年来中国粮食总体上对外依存度已经近20%。”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随着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除粮食进口不断扩大外,其他类食品进口规模也持续扩大。近年来中国进口肉类近1000万吨,对外依存度约10%。



进口量增多,不仅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也意味着我国粮食自给率的下降。

关于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也不相同。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口粮自给率超过100%,谷物自给率90%以上,粮食自给率85%以上,全部自给率75%以上。

在4月27日举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介绍,目前,中国对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和主要肉类的保障水平较高,但食用植物油、大豆的自给率比较低,分别为1/3和不到17%。在农业供给体系中,蛋白饲料原料供给自给率不到20%,短板最为突出。2000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为93.6%,2020年降至65.8%。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近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均值分别为99.3%、98.4%、97.4%和16.7%。

科技部原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我国常用的粮食自给率有两种,一是粮食自给率;二是口粮自给率(是指稻谷、小麦、薯类等口粮产量与消费量的比重)。

不管是哪种统计口径,根据上述专家透露的信息,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和“口粮自给率”均在80%以上。

“‘粮食自给率’和‘口粮自给率’在8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粮食安全的深层次矛盾。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增长量是粮食生产增长量的7.9倍。”王宏广说。

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大致状态。

如何看待我国粮食隐性自给率?

王宏广研究发现,除了两种常用的粮食自给率,还有一种“粮食隐性自给率”。

他对粮食隐性自给率的定义是:在一定科技水平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耕地(播种)面积占生产粮食(食物)总需求量所需耕地(播种)面积的比重。换句话说,粮食隐性自给率实际上就是生产粮食的耕地自给率,能够反映粮食自给率背后的隐性矛盾。

王宏广详细计算了2021年我国粮食隐性自给率。

2021年我国净进口大豆9652万吨,按大豆单产1787公斤/公顷计算,相当于8.1亿亩农田的产量。同年净进口其他谷物6358万吨,按谷类单产6075公斤/公顷折算,相当于1.61亿亩农田的产量。

两项共计9.71亿亩,相当于占我国耕地总面积20.24亿亩的48%,占粮食播种面积16.83亿亩的57.8%,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99亿亩的38.9%。“可见,我国粮食隐性自给率已降至61.1%,与口粮自给率相差37.9个百分点,与粮食自给率相差21.4个百分点。”

导致粮食隐性自给率下降的原因,王宏广认为主要有3个:一是城镇化、工业化占用大量耕地。二是进口低产作物大豆,用原来种植大豆的耕地种植产量较高的玉米。粮食供给总体有保障,但粮食安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三是2021年粮食隐性自给率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我国2021年粮食进口明显高于往年。

“种一亩大豆产量是300斤,玉米大致每亩产量近900斤,我们每种一亩大豆就要亏将近一半的收入,所以老百姓不愿意种大豆。进口就等于吃国外的大豆,把我们原来种大豆的地,都拿出来种玉米。这样每年压掉一部分大豆,多种一部分玉米,才出现了我国粮食‘十八连丰’。”王宏广说。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如何才能吃得好?“进口的大豆、油料、肉类,相当于9亿亩的海外土地给中国生产粮食。而且,当前形势下,中国只有进口1亿吨左右的粮食,才能吃得好。”王宏广表示。

要改变这个状态,他认为,首先是种子必须更新换代。而种子的更新换代,意味着育种的技术也需要更新换代。

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

众所周知,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种子和耕地。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两者缺一不可。

关于耕地,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现阶段,我国对粮食的需求总量不断增加。2021年,我国总人口为14.13亿人,城镇化率为64.72%。未来一个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推进,粮食消费总量将继续增加,粮食需求将保持刚性增长。”宋洪远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粮食的供求矛盾。与之相伴的是,我国耕地面积在减少。

自然资源部2021年8月26日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耕地面积19.179亿亩,仍在18亿亩红线以上,但是相比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的20.31亿亩,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13亿亩。

一些专家对此颇为忧虑,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中长期我国粮食供需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等农作物种植争地问题较难解决,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徐小青看来,“保障粮食安全,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耕地面积的同时,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在2月23日国新办举行的“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吴宏耀表示,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耕地建设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长牙齿”的硬举措,归纳起来就是“保数量、提质量、管用途、挖潜力”。

保数量,就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是“三个定”:一是定线。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二是定位。要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哪块地是耕地、哪块地是永久基本农田都要落到具体的地块上,要做到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三是定责。由中央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并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从总基调看,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基石的耕地保护,其地位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保护力度空前,也意味着挑战同样严峻。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表示:“土地并不等于耕地,全球各国国土总面积约133.9亿公顷,但耕地面积只有14.8亿公顷,占世界国土总面积的11%。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有143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仅占14%多,仍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针对中国耕地面临的挑战,近年来,黑龙江多措并举、用好养好黑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路径。

今年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过去,侵蚀沟把土地撕出‘大口子’,割成好几块,不少地块没法耕种,一下雨,土沟还越冲越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联民村村民代喜财家的3垧多玉米地,曾经水土流失严重,黑土层逐年变薄。

3年来,随着水土保持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项目接连开展,代喜财家的土地可耕作面积增长了15%,农作物总产量也大幅增长。

“从播种到收割,各式大农机能直接开进地里头。现在农田作业时间可以节省20天以上,效率也提高了不少。”代喜财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凭借“黑土地”这块神奇沃土,黑龙江2021年粮食总产量达1573.54亿斤,比上年增加65.34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11.5%,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今年,黑龙江省全省粮食作物计划播种面积2.185亿亩以上,预计粮食总产稳定在1500亿斤以上。

作为黑龙江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北大荒集团2021年粮食总产量463.1亿斤,占黑龙江省的29.4%,已经实现“十八连丰”。

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切实巩固提升粮食产能,近年来,北大荒集团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攻关种业“卡脖子”技术,保护黑土地,充分发挥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优势,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此外,为保护黑土地,北大荒集团多措并举创新思路,全面实施“六个替代”,即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规模化格田替代一般格田,以及“六个全覆盖”工程,即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农机智能化全覆盖、绿色生产全覆盖、标准化生产全覆盖、数字农服管控全覆盖、投入品专业化统供全覆盖,用好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黑土地,既守住耕地总量,也提升耕地质量,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将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根本上助力国家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李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研究和实践证明,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耕地质量能够提升1到2个等级,粮食产能平均提高10%到20%,亩均粮食产量提高100公斤。《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明确提到,到2022年,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以此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为把农业“芯片”握在自己手中,近年来,中国在种业自主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图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人员移栽大豆苗。

我国主粮种子比较安全,基因编辑技术可能领先

中国耕地数量有限,种子作为一项核心技术,相当于工业生产里的芯片,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4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

公开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和推广工作经历了自繁自用阶段(1949—1977年)、“四化一供”阶段(1978—1999年)、市场化改革阶段(2000年—至今)。从原来的几个品种到现在的品种大爆发,从过去的重视产量到如今的关注品质,几十年来,我国种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棉花,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培育的种子,严格地讲,主粮种子是比较安全的。但还有一些品种的产量不如其他国家高,比如大豆起源自中国,外国引进后培育新品种,反而产量比中国更高。现在大豆全国平均亩产140多公斤,而有的国家可以做到300公斤。”王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另外,奶牛、肉牛、蔬菜、鱼,还有一些水果的品种,都来自国外,中国面临不同程度的种子安全问题。

王宏广在1997年到2000年任职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处长,专门负责国家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究,他亲身经历了我国种业从无到有、奋起直追的过程。

“过去科研经费不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用于育种的科研经费不足1亿元,主要用于研究小麦、玉米、水稻这些粮食作物的种子和主要畜禽。首先要把吃饭、吃肉的问题管好。而由于缺乏经费,国家对蔬菜、水产等品种的培育支持不多,主要靠市场行为。这样外国的种子就进来了,填补我国市场空白,也引发了安全问题,对国外种子形成了依赖。例如,我国的苹果、蔬菜品种几乎都依赖进口。”王宏广说。

当前国际上的育种技术共分为4代。第一代是常规良种;第二代是杂交育种;第三代是转基因;第四代是基因编辑。

王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第一代育种技术大家基本都一样;第二代我国大宗作物研发与应用都处于领先水平,但水果、蔬菜、水产种子安全问题突出;第三代转基因技术外国领先于我国;第四代基因编辑技术,我国完全有可能再次领先。

“希望国家早日搞一个种子安全实验室或研究院,把基因编辑技术作为核心技术去推进,一旦这个技术在实践中应用出来,将会使我们的种子安全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粮食作物、其他蔬菜水果都会跟上并得到改善。”王宏广说。

转基因种子,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并用于农业生产的种子。因民众担心其食用的安全性,农业农村部仅批复了棉花等少数作物。

王宏广透露:“最近我们跟一位著名华人科学家研究讨论第四代基因编辑育种技术问题,可以预料,今后基因编辑可能会做得更加安全。如果大家对转基因有顾虑,我们可以‘双管齐下’,三代、四代技术齐头并进,去开发一些新的育种技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能够吃饱、吃好。”

党政同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维护粮食安全,责任担当重于山。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要有合理布局,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在提出“党政同责”之前,老百姓对“米袋子”和“菜篮子”这两个词汇耳熟能详。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米袋子”和“菜篮子”就已随着中央的政策文件,进入人们的视野。

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1995年召开的全国两会,“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被一同写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即便在时隔12年之后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米袋子”和“菜篮子”依然没有缺位。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压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14亿中国人的饭碗,我们有能力也务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最早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的事,后来又加上了省长的‘米袋子’、市长的‘菜篮子’,再后来提出‘党政同责’,意味着中央和省级两级政府都要对国家粮食安全负责。这样规定使得各方责任更加明确,责任也更重。其实不仅是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也需要尽量提高粮食的供给能力。”徐小青说。

全国粮食主产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西、湖南、四川、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和黑龙江13个省份;粮食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省份;其余省份为产销平衡区。

无论是在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长期以来,我国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确保全国粮食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这是对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最新要求和更高期望。那么,怎么衡量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否真正见效?

“标准其实很简单,无非就两条:面积保不保?产量稳不稳?无论你在哪个区,抓粮责任就是你的发展主责,都不能找理由推诿逃避责任。”徐小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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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4 11:53:24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基因安全这个观点,不敢苟同。一方面,科学还没进步到从理论上完全解释这个问题,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不代表现实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转基因背后有强大的利益诉求,粮食问题关乎国家基本安全,轻易下结论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

王宏广,是经济周刊这篇报道提到的专家。这个专家到底说了什么,持什么观点,搜了一下新闻。 《财经》的访谈写得比较清楚,经济周刊这篇配了耸人听闻的标题,黑营销?


进口1亿吨粮食才能吃得好 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如何?

财经杂志
2022年06月01日

中国14亿人大致吃掉了30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和食物。我们只有20亿亩耕地,进口的大豆、油料、肉类,相当于9亿亩的海外土地给中国生产粮食。当前俄乌冲突会加剧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供应紧张,一些粮食出口国可能限制粮食出口,中国粮食产量每年会有一定波动,但不会对整个粮食安全的格局产生影响。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实习记者 周怡然

编辑|王延春

如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SARS(非典)大流行再次重演?全球粮价上涨,如何防止中国人吃不饱的局面出现……一些关系生命与健康的重要问题,可以从“生物安全”的视角进行审视。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提出,“生物安全”既涵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安全,也叫生命安全,包括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安全、生物实验室安全、国门生物安全、国防生物安全等内涵维度。他与团队作出判断,“生物安全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安全一样,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为科技部原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原主任,这些年,王宏广持续关注中国生物技术、生物安全与粮食安全问题,也参与了中国生物安全法的早期研究与起草工作。当下,同时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院长,他既研究生物安全,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出谋划策。涵盖这些话题维度,近期,《财经》记者就实验室管控、青麦收割与粮食进口、中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生物经济等热点问题专访了王宏广教授。

进口粮多掏钱成定局,少量青麦收割不影响大局

《财经》:您提到农业生物安全也是生物安全很重要的内容,今明两年中国的粮食与食品保障安全吗?

王宏广: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原来有近8亿人没有吃饱,疫情会导致粮食供应链断了、流通不了,就会出现粮食安全或者粮食价格攀升的问题。今年部分粮价较去年上涨近70%,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俄乌冲突,两个粮食出口国的粮食生产和出口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占世界30%,再加上最近印度禁止小麦出口,进一步拉升了粮价,当前的粮价指数超过了170,是粮价指数建立以来最高的时期。

那么中国的粮食和食品的安全究竟怎么样?

我们去年的人均粮食是483公斤,已经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400公斤的温饱线,也就是说中国在不进口粮食的情况下,只要用好我们的粮食,中国人吃饱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再回到受饥饿困扰的时候。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吃好,这就需要进口。中国14亿人大致吃掉了30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和食物。我们自己只有20亿亩耕地,进口的大豆、油料、肉类,相当于9亿亩的海外土地给中国生产粮食。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进口1亿吨左右的粮食,多掏钱已成定局。俄乌冲突会加剧粮食价格上升、供应紧张,一些粮食出口国可能进一步限制粮食出口,但不管怎么样,不影响我们粮食安全吃饱的大局。联合国对于“吃好”没有标准,我测算了一下,有的经济比较富裕的国家,人均每年消耗1200公斤粮食,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但是多数国家大致徘徊在800公斤左右。也就是800公斤左右是“吃好”的徘徊线,400公斤是温饱的一条线。当前国际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多花钱是肯定的,但吃饱饭没问题,大家不用太恐慌。

《财经》:您认为风险主要在粮食进口上,但今年中国一些产粮大省因为疫情防控,农民下田种地比较困难,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化肥涨价、农资运输不畅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今年中国粮食的紧平衡状态会比往年更加紧张?

王宏广:去年秋季,河南等华北地区暴雨,导致将近2800多万亩的小麦没有按时种下去。当时农业主管部门和专家们都担心今年的小麦可能会出点问题,因为前期推迟了种植。我们说主要是冬小麦,冬前苗弱,需要后期通过一些技术措施壮苗,如早点施肥灌水,加快小麦生长繁殖速度,苗子基本上已经恢复了。也就是说去年播种的影响,冬前的苗弱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产量上不应该受到影响。但化肥价格一高,可能老百姓不愿意投那么多肥料,会影响产量,我想总的量不会很大,再有一个月左右也就会收获,6月初基本上华北就可以开始小麦收割,大家看到冬前晚播影响不会太大。中国粮食产量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常年都在1%左右,影响特别大的年份在3%左右,3%以下的波动,不会对整个粮食安全的格局产生影响。有一点波动是正常的,不用过于惊慌。

《财经》:提到小麦种植,近期收割青麦的一些现象在短视频上引发了关注,农业部门要求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后续争议蛮大的。不知道您怎么看收割青麦的现象?

王宏广:我想收割青麦正好反映出市场配置资源在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饲料粮不足,特别是青贮饲料不足,市场就会高价收割青贮小麦,去弥补饲料不足的空缺。如果说饲料是足的,饲养企业就不会花那么高价格去买青麦。对于农民来讲,如果青麦已经比收割后的小麦收入还高的话,也愿意去做这个事,这是市场的规律。

当然农业农村部做的也是对的,因为中国的饲料粮主要是玉米。现在乌克兰发生冲突,小麦生产会受影响,印度的小麦又不让出口,如果中国小麦过多地做成饲料,对中国明年的小麦供应会有影响。今年我们有储备,影响不大,但明年的储备可能不足,如果乌克兰的冲突不早点结束,特别是印度不让出口等情况下发生。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小麦。我想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太大。小麦青割毕竟是个别地区的少数现象,面积不会大。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了饲料割麦,饲料粮的压力就减小了。

粮食做口粮或者饲料粮,都是粮食平衡的一部分。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地尊重市场规律,让老百姓能够有钱可赚。比如说卖粮食可能大致一亩地700块钱,卖青贮小麦可能是1000多块钱的收入,农民才愿意干。要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就会影响中国粮食安全,因为小麦拿去做了饲料粮,饲料粮的压力就会下来。

《财经》:类似牛吃一吨青贮小麦,可能相当于吃了几百斤的粮食,所需的土地是差不多的?

王宏广:趋势是对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小麦收割后,人只能吃颗粒,秸秆多数浪费了。如果是青贮小麦,秸秆也得到了消费,小麦的利用率提高了。现在问题就是小麦是人吃的,畜禽吃的主要是玉米和大豆,等于畜禽跟人抢了粮食,这才是农业部限制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把玉米拿去青贮了,玉米秆也利用了,反而是好事。我在三亚看到科学家已经研究出了青贮高粱,以后高粱会像韭菜一样,成熟了就割,一年割几次,这样青贮饲料多了,饲料粮的压力就会下降。

警惕“生物霸权”,细化生物安全法实施细则

《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像当年的SARS那样出现自然消退的迹象。这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对中国未来应对生物安全风险有什么启示?怎么看中国未来长期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

王宏广:首先,防控新冠疫情体现了中国在防控生物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方针。第二个优势是广大民众对中央防疫政策的支持和执行。北京这些天要求每一个市民去测核酸,男女老少都非常积极地参与保障生物安全的工作。第三,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门类齐全,比如呼吸机不够,生产汽车的企业可以很快地转行去生产呼吸机和口罩,这种组织和生产能力有一定优势。第四是科技有相当好的基础,虽然中国生物技术不是世界一流,但是防疫中的检测、疫苗防控技术,都能够很好地发挥核心作用。保障生物安全一定要采取综合的措施,政府、民众、科技、产业,也包括互相帮助的文化优势。

我们现在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实际上既面临着传统的生物安全风险,又面临新型生物安全问题。从历史上看,每两到三年会发现一个过去没有出现过的病毒,这种现象不会自然消失。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普通人也能掌握生物合成技术。未来的生物安全还可能面临着“生物霸权”的威胁。比如美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占了世界的一半。全世界其他的生物安全实验室都允许相互核查,跟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一样,相互核查是一个制约,保证不去研究生物武器。美国不但不让查,还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实验室。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继续应对自然界不断形成的新病毒,同时也要防控人为的生物恐怖,应对“生物霸权”的威胁。

《财经》:美国的生物实验室不让互查,怎么理解?

王宏广:背景是这样的一战期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作战的士兵都染上了病毒,战争不得不结束。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以及德国实际上都在研究和试验生物武器。二战后,许多国家都发现生物武器的破坏力强,而且生产成本低,投放方便,预防困难。由于这些特点,好多国家都开始研究生物武器。后来国际上许多国家,提议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公约里有一条就是要对实验室进行互查,现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同意互查,唯独美国不同意。但是美国的高等级实验室占了世界的一半,同时有尖端的技术、先进的仪器。中国90%左右的高端仪器,甚至一些设备全部从美国进口,实际上美国完全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现在美国不签《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不让看实验室,就是说其他国家对美国没法限制。但是相互已经签了公约的国家,只要很好地履行公约的话,还是会像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一样,大家相互有一个监督、制约机制。

《财经》:我们看到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您提到我们应该防止对生物技术的误用,甚至是滥用,避免引发更大的风险。具体的举措应该怎么办?

王宏广:实验室安全可能是将来引发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70年代,生物安全这个词最早提出来,实际上是指生物实验室的安全。实验室可能发生病毒泄漏,或者培养出一些新物种,可能对人类造成危害。现在对于怎么管好P3、P4实验室,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做法,国际上也有可参考的标准,照规矩办,应该就能管好实验室。但对于不守规矩的个人和组织,则要有新的法律、公约来解决,好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生物安全法。中国有生物安全法、公共卫生法、传染病法。例如有的人已经明明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阳性还到处跑,这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说明一些公民的生物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还很淡薄。

我们要通过多管齐下的办法,规范公众与实验室行为,不去做一些违反伦理的事情,比如基因编辑婴儿,更不能去合成病毒。这种技术一旦被恐怖分子,或自控能力不强的组织掌握就很麻烦。

《财经》:您书中提到欧盟、瑞士、澳大利亚、巴西等地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一些经验,有没有特别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王宏广:发达国家的法规相对会比较细,细到一个实验室的垃圾怎么处理、废水怎么处理、空气如何净化等等,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生物安全法630多条,外国的一条船经过了澳大利亚的海域,船的排放物里面有没有有害物质,会不会引发生物安全的问题,都在生物安全法中进行了明确。

当然中国也有比较好的方面,比如在生物安全法里,把耐药性等安全问题专门提出来,因为中国使用抗生素的数量比较多,这在别的国家相对而言不是问题。另外,有害生物的传播,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国门是挡不住的。新冠疫情之前,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病毒和病原物一定是通过生命体来传播的,新冠疫情颠覆了我们对病原物传播的传统认知,冷链能传,邮件、包裹也能传,对下一步防御生物安全风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更新的育种技术在开发

《财经》:您提到生物技术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的重要性。今年初,来自农业农村部的公开消息是,国内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进程在加速。您怎么看转基因生物安全?

王宏广:转基因安全是一个国际问题、经济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技术上讲,我认为目前政府批准的转基因是安全的,政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安全评价后才批准上市。现在政策还规定食品需要标识出含有多少成分的转基因,消费者有知情权、选择权、建议权。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我觉得消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政府严格把关是前提。

我担任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期间,参与管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可以负责任地说,现有技术证明已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过去发表的关于转基因不安全的论调,事后证明都是证据不足,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转基因是不安全的。目前粮食安全的状态是,中国不用转基因作物,也能保证让大家吃饱。但是要让更多的人吃好,需要转基因等新育种技术。最近正好跟一位著名华人科学家讨论研究第四代的育种技术问题,今后可能会做得更加安全。第一代是常规良种,第二代是杂交育种,第三代是转基因,第四代是基因编辑,第五代技术是合成生物学,创造一些新的物种。大家对转基因有顾虑的话,我们可以跳过转基因这个阶段,更多去开发一些新的育种技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又能够吃饱吃好。

《财经》:关于育种技术的问题,前段时间中央领导考察了海南的崖洲湾种子实验室。现在科研机构、大公司都在大力介入种子领域,农业农村部也很重视。您认为实现种子安全,主要靠谁的力量来推动,需要理顺怎样的体制机制?

王宏广:我们国家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应该说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培育的种子,主粮的种子是比较安全的。但还有一些品种的产量不如其他国家高,比如说现在大豆全国平均亩产140多公斤,而有的国家可以做到300公斤。大豆起源自中国,人家引进后培育新品种,反而产量比中国更高。另外,中国的奶牛、肉牛、蔬菜、鱼,还有一些水果的品种,确实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种子安全的问题。我1997年做过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的处长,专门负责国家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究,过去的科研经费不多,主要是研究粮食作物的种子和主要畜禽,而蔬菜和水产品种的培育国家支持不多,外国人的种子就进来了。

现在随着政府重视、科研经费的增加,育种人才不断增加,特别是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种子安全的问题,为整个种业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鼓舞了科学家。培育新的品种,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推动,光有科学家不行,光有政府的力量也不行,需要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面的支持。

发酵罐和培养皿可能成为新车间,生物经济是第四次浪潮

《财经》:在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同时,您也提到“生物经济”这个概念。未来中国生物经济的爆发点可能出现在哪些产业领域?

王宏广:20年前,我们去欧美调研,发现欧美国家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重点不在信息上,而是把近一半的钱用在生物技术上。2000年我们就提出网络经济,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是生物经济,就是依靠生物技术和生物资源,进行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一种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形态,我们叫做第四次浪潮。

它有多大作用,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国家有什么机遇呢?农业科技革命的作用是多生产食物,让地球能养活更多的人。地球还有近8亿人没吃饱,未来还会出生将近20亿到30亿人,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大家就吃不到今天这水平,必须要有一次重大农业技术的突破。未来的农业,生物技术是核心技术,现在能看到的苗头是肉类就不再全靠动物身上长,淀粉也不全在地里长,实验室可以合成。

工业科技革命中电气化、机械化增强了人类的体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是增加脑力,而未来的生物技术是直接延长人的寿命,产生的作用比前面几次革命都大。举个例子,现在的年轻人博士毕业粗算30岁,30岁工作到60岁,工作30年。将来人的平均寿命逐渐向90岁发展成常态,延长工作时间,就能大幅增加社会生产力。生命科学带来的最大的效用就是保障身体健康。

生物经济十大领域里,潜力最大的就是生物医药,包括医疗技术、药品技术、保健品技术、各种医疗器械、养老服务等等,将是最大的一个产业。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到2030年中国健康产业有16万亿元的潜力,如果加上各地修防疫设施、隔离房等等,我初算将近20万亿元。因此健康行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生物制造技术,传统的工厂有厂房和车间,将来可能一个发酵罐或者细胞培养皿,生产出来的抗体比黄金还贵,传统制造业的概念已经被颠覆,制造业的效率会大幅增长。再接下来就是能源,现在主要用天然气和石油,而生物技术直接把有机物质变成酒精、燃料烧了,以绿金代替黑金。

生物技术也能改善生态环境,中国近一半的国土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没有灌溉就没有树,只有草。还有一些沙漠和草原,草都不长。我们利用耐盐耐旱的植物,植被一覆盖,沙尘暴的问题就解决了。另外城市那么多草坪,栽种一些抗旱植物也有利于缓解跟人争水、跟生产争水的问题。还有满山遍野的植物、动物资源也可以变成保健品。

最后一个就是防御生物战。爱因斯坦曾说第四次世界大战是用石头打的,因为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引发核战,核战会把人类现代文明都消灭掉,人类重新回到石器时代,用石头来打仗。我感觉可能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未来如果生物武器成为主导性武器,有抗体有药的人会活着,不会对人类现代文明造成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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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4 12:00:2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还有一篇中纪检的。

抢抓生物经济发展机遇期
对话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2年6月28日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明确了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任务。作为我国首部生物经济的五年规划,《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什么是生物经济?生物经济为何如此重要?未来生物经济将如何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本期就此推出访谈——
生命科学已成为前沿科学研究活跃领域,生物技术引领的生物经济正在加速来临
记者:什么是生物经济?“十三五”期间我国曾发布《“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从“生物产业”到“生物经济”,如何理解这一提法的变化?
王宏广:生物经济是依靠现代生物技术及生物资源,以生物产品与服务的研发、生产、流通、消费、贸易为基础的经济,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资源、生物安全、生态环境、生物服务、生物信息等内容。

“十四五”时期之前,我国出台了多部生物技术、生物产业规划。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首次将“生物产业”写入五年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当前,生命科学已成为前沿科学研究活跃领域,生物技术成为促进未来发展的有效力量。“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提出“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从“生物产业”到“生物经济”,从“大力发展”到“做大做强”,表明国家对生物经济的认识与重视程度有了质的飞跃。

记者:有观点认为,生物经济将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四次浪潮。对此,您如何看?
王宏广: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我们经过多年跟踪研究认为,生物经济领域就是这样的新赛场。
新冠肺炎疫情敲响了世界生物安全的警钟,也踩下了生物产业、生物经济发展的油门,许多国家纷纷加大生物技术与产业的投入,生物技术引领的生物经济正在加速来临,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有近70年的积累,继基因组、蛋白组、代谢组之后,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器官再生以及癌症早期发现等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
二是社会发展对生物经济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要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气候变化、碳中和等问题,迫切需要生物经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需要生物技术,防治癌症、心脑血管等疾病需要生物技术,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从吃得饱走向吃得好都需要生物技术。
三是当前生物技术、生物经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国家都把生物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生物经济占本国GDP的比重已超过10%,全球已有15个国家领导人或政府首脑亲自兼任本国生物产业、生物技术机构的领导人,60多个国家制定了生物产业、生物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30多个国家的生物医药论文数量占本国自然科学论文的50%以上,有的高达60%。2021年全球10万名论文高被引科学家中,5.9万名是生物与医药专家。许多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增加投入、建园设区、争夺人才等途径,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加快推动生物经济产业革命性发展的步伐。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生物技术加速演进、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长、生物产业迅猛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科学规划、系统推进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是顺应全球生物技术加速演进趋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向,是前瞻布局培育壮大生物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满足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我国生物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生物产业门类齐全、生物技术人才规模大,具备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有利条件

记者:《规划》明确将满足人民群众医、食、美、安新需求作为生物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生物经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应用,未来将如何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
王宏广:生物经济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更以广泛深度融合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环保、材料等产业为特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在多方面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推动医学科技革命,使人民群众身体越来越健康。医药生物技术将推动又一次医学科技革命,从疾病预防、疾病诊断、药物研制、生物治疗、器官移植等方面,大幅度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延长人类预期寿命。比如,疾病预防水平将出现革命性变化,一些疾病将被有效控制甚至消灭;基因诊断、生物芯片、免疫诊断、代谢产物诊断等高新技术将带来疾病诊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一些重大疾病将能实现早知道、早发现、早治疗;生物药将迅速发展,正在形成化学药、植物药、生物药三足鼎立的药物新格局;干细胞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学等将推动疾病治疗技术的革命。
发展生物农业,使人民群众吃得越来越好。当今世界仍有数亿人受到饥饿威胁,唯有通过技术突破,方能有效应对粮食危机。比如,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将有力提升农作物产量;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将部分替代化学肥料、化学农药,保障在化肥、农药使用量不增加的同时,不断实现粮食的增产,减少环境与食物污染,降低生产成本;新型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将加速新一代食品的形成,大幅度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开发可降解地膜,可解决地膜等对农业环境的污染问题;培育超级动物品种,可大幅度提高畜产品产量。通过这些方式,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和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
推动新的工业科技革命,推动生产方式更加绿色可持续。现代工业生物技术能够有效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染。比如,利用生物催化替代化学催化,将大幅度减少纺织、造纸、皮革、化工等领域的化学废物产出量,提高产品纯度,走出一条低资源消耗、低污染物排放、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塑料等化工材料,可彻底改变化学工业对石油产品的依赖,迎来生物化工时代;应用先进的发酵工艺,将大大提高我国酒类、味精、酱油、醋等传统发酵产品的质量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
发展生物能源,创造“绿色油田”,支撑能源安全。据测算,我国生物质能至少有相当于7个大庆油田的能源产出量。目前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质燃气、生物发电等技术已经进入产业化阶段。
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再造秀美山川。生物技术对解决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草地退化、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具有独特作用。应用抗旱、抗盐植物新品种,发展防风固沙植物,将有可能使旱地、盐碱地变为良田,土地荒漠化的趋势有望得到遏制;通过微生物对有毒有害污染物的降解实现污水处理的技术已经进入应用阶段。
发展生物服务业,培育新业态。药品与医疗器械安全性评价、临床有效性评估、生物与食品检测、食品与药品安全检测、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等,将成为经济生活新业态。

记者:《规划》指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生命健康消费市场最广阔的国家之一,一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已处于第一梯队。当前我国发展生物经济,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王宏广:近年来,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生物经济产业体系、技术体系,形成了一些高科技园区。在此背景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第二大药品和医疗器械消费市场、重要的药品研发服务贸易出口国。生物发酵工业产量世界第一、水平国际一流,维生素、抗生素、氨基酸,以及酒类、酱油等发酵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生物医药不仅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为全球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贡献,中国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在生物安全领域,一批高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从无到有,安全管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国门生物安全、国防生物安全构筑了“新长城”,有效遏制了生物入侵,保障了国土安全、国家安全。生物经济相关法规体系日趋完善,公众的生物经济、生物安全意识大幅度提升。
当前,我国发展生物经济有难得机遇。生物经济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比较,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资源依赖性强,生物能源、生物农业、生物资源开发、生物制造等领域都依赖于生物资源、功能基因,这就为生物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机遇;二是技术垄断性强、市场垄断性差,“赢者通吃”的商业规则将有所改变。举例来说,一种疾病可采用多种不同的临床方案和药品。“多元化”的市场规则,为技术落后的后发国家留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我国生物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生物产业门类齐全、生物技术人才规模大,具备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有利条件。但必须看到,我国生物技术、生物经济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比信息技术、数字经济还严重,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当前我国生物产业原创能力仍较为薄弱,绝大多数化学药品靠仿制、高端医疗器械和高端科研仪器依赖进口、生物技术“根技术”来自国外,生物领域还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为此,要把打造一批国际顶尖生物人才作为突破口,完善我国的生物经济法规体系、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与产业体系,在传染病防控、重大疾病防治、新药创制、医疗器械、生物安全、转基因生物等方面,尽快打造一批生物经济领域的“国之重器”。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国家生物安全的钥匙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记者:《规划》将“坚持风险可控”作为发展生物经济的5大原则之一,明确到2025年“生物安全保障能力达到新水平”。如何理解提出这一原则的必要性?您认为守住生物安全,有哪些主要着力点?
王宏广:生物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生物安全就在身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传染病是生物安全,保障转基因作物安全、防御蝗虫等农业病虫害是生物安全,保护珍贵动植物是生物安全,守住国门、防御有害生物入侵也是生物安全,防御生物威胁、遏制生物战更是生物安全。此外,防止抗生素不当使用、保障药品安全、保障食物安全生产都离不开生物安全。
当前,世界各国都把生物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自然病原不会自行中断,人为生物威胁风险陡增,“生物霸权”潜在危机已经显现,世界生物安全的基本态势是:低水平、高难度、弱安全。病毒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防控?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人类与病毒赛跑还缺乏足够的技术、设施、物资、能力准备,生命安全的钥匙还不完全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保障生物安全任重道远、建设人类生命安全共同体刻不容缓。
从我国生物安全形势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物安全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生物安全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有效应对了生物安全风险。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生物安全方面仍然有很大差距,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必须尽快补上生物安全创新能力不足、防疫设施不足、高等级实验室数量不足、药品不足、专门人才不足等短板。
守住国家生物安全底线,把人民生命安全、国家生物安全的钥匙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研究认为迫切需要强化如下体系建设:
一是生命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包括重大传染病防控、药品安全、医疗用品安全等,目的是确保人民生命健康;
二是农业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保障农业生物不受疫病灾害侵袭,主要包括动植物疫情防控、病虫灾害防控等;
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与草原保护等;
四是国门生物安全体系,做到“三个零输入、三个零输出”,即传染病零输入、动植物疫病零输入、外来有害生物零输入,重要人类遗传资源零输出、濒危珍稀动植物零输出、人与动植物病原物零输出,构建新时代国门“新长城”;
五是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体系,增加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提高质量、严格安全管理,杜绝生物技术滥用、实验室泄漏;
六是人类遗传资源保护体系,依法做好人类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保护、利用工作,让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转化成生物安全、生物经济的巨大财富;
七是国防生物安全体系,防御国际生物恐怖与生物威胁,主要包括危险生物、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监测与预警,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的药品、疫苗与防护装备的研制与储备,生物安全隔离区、生物安全指挥体系的建设;
八是造就国际一流生物安全人才队伍,构建职责明确、高效协调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九是完善生物安全法规与管理体系;
十是建设强有力的生物安全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防御重大、特大生物安全事件的基础设施、物资储备、应急处理队伍、后备人员培训、预案制订等。(本报记者 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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